民间学者胡龙霞,在生活十分困顿的情况下,用了几年时间,九易其稿,完成了一本学术专著《全民通用口语文引论》(暂名)。我有幸在其正式出版之前读到此书,十分感慨。胡先生不是一个学术体制中人,也没有经历过系统的学术熏陶与训练.

  一在接受山东大学国家社科重大基金项目当前文学生活调查课题研究的问卷式采访中,关于当代文学、当代文学评论,我老老实实做过大意如下的回答:新世纪以来的文学作品,真正值得细读的东西实属凤毛麟角,真正称得上精品杰作的则更为罕见.

  主持人语在当今文艺批评界,蒋述卓以其文化诗学批评主张和实践而广为人知。上世纪80年代,蒋述卓师从王元化先生,研究的兴趣点主要在宗教文艺,尤其是佛教与文学的关系。蒋述卓在早期的文学研究中就表现出一种在大文化视野下开展研究的兴趣,他在1986年发表的《把中国古代文论放到古代中国文化背景下去考察研究》一文中.

  一时下文坛多在讨论批评的失语问题。这种失语,我以为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指批评家面对多元化的创作找不到对应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批评,传统的批评话语,如意识形态、反映生活、生活真实、风骨等派不上用场。另一方面,持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先锋批评家们,完全操持西方的话语来批评文学,看似有语实则无语。

  在当今消费社会中,文学艺术常常被其他的文化现象如广告传媒、时装表演、商品包装、各种节庆等所借用,并覆盖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之中。这种借用造成了许多亚文学艺术现象,或称之为文学边界的扩大,从而形成审美的泛化或称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态势。对此文化现象我们究竟如何应对?首先我们应该看到,文学艺术的这种被借用不是什么坏事,对文学艺术的发展...

  从当前社会文化发展的状况看,大众文化包括流行文艺与政府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存在一定的差距,有时甚至会出现背离的个别现象,但我们并不能由此而以偏概全,抹杀大众文化在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主流价值观方面所作的努力,大众文化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观追求与主流价值观并没有存在天然的鸿沟.

  文化诗学最早在20世纪80年代作为西方新历史主义理论被提出,到90年代以来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并被迅速运用于本土文化诗学理论及批评的建构,至今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文化诗学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是90年代以来西方文化研究理论译介热潮所催生的产物。与此同时.

  地域文化与文学创作、文学研究之间的关系,早在二十世纪初已为学者所关注,汪辟疆的《近代诗派与地域》、梁启超的《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等文章,虽然各有着眼点,但基本上考虑到了地域文化的独特性与其历史传承性。讨论地域文化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角度,但最重要的是以下两点:一是地域文化对作家的创作理念.

  在中外文学史中,有些作家一直执著的在用自己的作品去构建一个地域空间,比如一生都在书写自己像邮票一样大小的故乡的福克纳、与自己笔下的边城一同走向世界的沈从文,还有将野性飞扬的高密东北乡呈现在世人面前的莫言。此外,中国现当代文学中让读者难以忘怀的还有鲁迅的未庄与鲁镇、贾平凹的商州,王安忆的上海,张承志的西海固.

  拉尾是粤语,最弱小最落后的意思,被称为拉尾的,往往先天不足,在群体里总是处于下风。因此,拉尾可作为弱者的代称。张启雄新作《爬过沼泽》中绰号名为拉尾的主人公就是这样一位典型的弱者。在现代以来的文学中,弱者书写谱系可追溯到五四时期,在当时的作家笔下.

  一、复苏与探索在文革期间,珠江电影制片厂与国内其他电影厂一样遭受厄运,全厂停止生产搞运动;电影创作整体瘫痪,从1966年到1974年八年时间,珠影厂没有拍一部故事片。结束后,珠江电影制片厂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1977年将革委会领导体制改为厂长制,集中清理积案,重新调整创作题材规划.

  随着胡适研究的深入,尤其是史料的披露与出版,使得在胡适批判这一问题上,逐渐获得愈来愈全面的认识。譬如相继面世的《顾颉刚日记》《邓之诚文史札记》《宋云彬日记[2],展现了身在批判氛围中的文化人的各色行径与心态。从政治上讲,既然当局指定要批,那就意味着很难逃得掉,只能批判。

  原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刘节教授,温州朔门人。早年毕业于浙江省立第十中学(今温州中学)。大学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为该院第二届学生。师从王国维、梁启超和陈寅恪。与他同届的有陆侃如、王力、姜亮夫等。他们后来都成为我国著名的史学家、语言学家。1928年刘节自国学研究院毕业后,应聘到南开大学任教。三十年代初.

  自媒体时代,人人都在记录时代,照理说,该涌现出无数有价值的个性化史料。然而,现状却很让人失望,大部分文字满足于围观,与保存史料无涉。而琐碎的二手三手资料,我看,倒不如不记录的好,免得浪费笔墨。社会太大,时代变化又太快,记录和书写起来实在不轻松。近读几部民国自传,隐约发现民国时期曾兴起一阵自传热.

  客观地说,无论是作为作家、戏剧家、画家,还是社会活动家,文化名人赵清阁,都不算是一个热点人物,因此常常被人们忽视也在常理之中。不过,她与老舍的一段未了情间或会被提及,也曾在一定范围内热闹过一阵,虽然这其中还得排除道德家们的八卦猎奇和偷窥心理在作怪。

  他是旗人,1910年生于北京东城烧酒胡同内的一所大宅院中。曾祖父给皇上当过衣库当家,他4岁时,曾在家中的堂会上看到著名的后三鼎甲——汪桂芬、谭鑫培、孙菊仙,台上的热闹劲儿和大人们的兴奋劲儿给他留下难忘的印象。

  鲍罗廷(1884一1951)这个名字对中国人民并不陌生。他1923年受共产国际委派来华工作,任孙中山先生的首席政治顾问;1927年武汉革命政府解体后,离华回国。他来华以前的经历,一般鲜为人知;离华以后的情况也是一个谜。

  李约瑟(1900-1995),早年曾是世界著名的英国剑桥大学生物化学家,他创立了化学胚胎学这一门新型学科,被英国皇家科学院吸收为院士。他还是诺贝尔奖得主、剑桥大学生化系创始人霍普金斯教授的得力助手。可以说,在1937年以前,李约瑟对中国还一无所知。

  庾文康亡,何扬州临葬云:‘埋玉树著土中,使人情何能已.’(《世说新语·伤逝》)——题记从中年开始,不断受到与亲密师友长辈骤然离世,阴阳两隔的感情打击,精神和感情上的反复煎熬折磨简直要把人推向难以承受的境地。而当听到我最最崇敬的学者刘泽华先生遽然离世.

  2018年12月5日中午,我接到江门市侨联副主席余泽权同志的电话:著名华侨史专家梅伟强教授因病医治无效,当天上午与世长辞,享年79岁。梅伟强教授不幸患上癌症,这几年一直在与癌魔作斗争,这是本地学术界同仁一直关切关心的话题,对于他的离世,尽管我们此前已经有了隐隐约约的心理准备.

  《连州刺史厅壁记》(唐·刘禹锡):按宋高祖世,始析郴之桂阳为小桂郡,后以州统县,更名如今,其制义也。宋高祖,是南朝宋武帝刘裕,生于晋哀帝兴宁元年(363年),永初元年(420年)即皇帝位,崩于永初三年(422年)。宋高祖世,是指宋武帝刘裕在帝位期间,即420-422年。因此上文可理解为.

  近读赵朴初1980年1月30日致茅盾函,曰:沈老:承拨冗为鉴真和上像探亲撰诗,至为感佩。谨打缮一份送阅,其中为韵律及佛教关系,略作一些更易,是否有当,敬乞指正。朴初卧病医院,未能奉谒,特嘱魏承彦同志代为趋前请教,希赐见为幸。

  说《经史》遗憾得很,只找到他一封信,记得曾有好几封的,不知塞到哪里去了:周实先生:昨(日)得见大函。校样看过无误,寄还。何故需作者自校?如觉得有违碍或惹是非,则不必为难,可以不登。此文已收入集,不久即出版。

  我国语言学界对汉语语法的思考开启于《马氏文通》,是在欧洲语法学参照下萌生成长的。经历一百多年学科建设,可庆的收获和遭遇的困境有如下各项:(一)创建了量词概念。欧洲的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学科提供了一大批用于计量的单位名称,但是欧洲的语法学科至今没有建立量词概念.

  多么奇异的光色.多么美妙的景致.天水一色,遥相呼应.天际光闪影烁,伴奏着优美的乐声,妖娆的云朵翩翩婀娜,散漫着抒情的音符,宽畅的水流在缓缓移动,流动着与天幕呼应共鸣的冥冥低音,音质是那么的曼妙,亦是如此的柔软细腻,在频频柔风中缓缓轻轻地流淌,慢慢融入我们旖旎的心室。